與大自然的安全距離◎黃國安

生生相環 | 與大自然的安全距離

  冠病疫情把人們趕回家後,大批的動物傾巢而出:孔雀驕傲地在西班牙的大街上遊行、山羊下山到國家公園散心……在我們的島國上,海獺家族也在商場外、醫院附近出沒,吸引不少好奇的目光,同時,也因為獵食一棟豪宅魚池裡頭的鯉魚而一度成為輿論的焦點。空城變成了野生的新樂園,甚至有人誇大其詞說「野生動物正領回他們的街道了」,似乎意味著自然界正在慢慢拿回屬於自己的地盤。

  「街道」雖然是人類文明的產品之一,投入於其中的款項、勞動和時間也許給予了我們權力,將街道視為己有,但街道之下的那塊土地,也許曾是一片抵禦海嘯、千姿百態的紅樹林沼澤,或孕育萬物生態的熱帶森林。基於對文明的嚮往,一亩亩的自然寶地被剷除以建造一棟棟的房子和一條條的街道。幾千年前開始的文明社會已經有了這些需求,但開墾的步伐在近兩、三百年加速了,甚至到了危害野生動物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

  這當,然不是一面倒地給文明與發展掛上罪名。畢竟就地取材是許多生物(動物和人類皆是)賴以生存的本能。但取材過度,危害了自然生態運作的平衡點時,則會爆發不堪的後果。全球已知的傳染疾病當中(如2019 冠狀病毒),三個當中就有一種起源於砍伐森林的工作。原因很簡單:在熱帶森林裡頭,住著數以萬計的微生物和宿主物(host),微妙地扮演著野生與人類之間的安全緩衝區,好比鄰居之間的一道門,維持雙方的隱私;抑或是情侶之間偶爾各自需要留給彼此的時間獨處,好維持關係,以距離營造美好的平衡狀態。在街道上行動的野生動物表面上是個相當值得點讚的奇觀,實際上,也許是自然界送給文明社會的一陣警鐘,呼籲各國政府和企業儘快解決過度砍伐森林的問題。

  人類的工業和農業活動對自然界的影響,早在三百多年前,就由德國博學大師亞力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提出來,再由地理學家馬仕(George Perkins Marsh)以一本《人類與大自然》(Man and Nature)加深探討。此書痛批菸草、木材、棉花農業等經濟作物給大自然帶來的災害。影響氣候的活動、終究將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在工業大革命的時代裡頭、這對政府和企業無疑是一道當頭棒喝,幸好終究有了成效。數十年後,美國立法保護森林法案裡頭不無馬仕的文字,和洪堡的思想。

  我們今天面對的挑戰,不是科學知識的匱乏,而是願意相信氣候變化的人們。即便氣候變化的論據多麼深廣、我們所剩下的時間多麼少(約十年到二十年(注一)),還是會有人唱反調的。當然,我們與我們後代的安全,肯定比這些「反對黨」還重要,所以務必要為無聲的大自然繼續發聲,要求企業和政府著重保育大自然的工作,加強可持續發展,並且維持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安全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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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注一:聯合政府氣候專門委員會(IPCC)的2018年報告指出,將全球暖化的溫度增幅限制在1.5攝氏度之內(對比前工業水平),才能「阻止地球遭受不可彌補的損害」。這目標需要全球在2030年之前,將所有人造碳排量減少45巴仙(相較2010年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