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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購】金庸傳◎傅國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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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他是郭靖,有人從他身上看到陳家洛,有人說他是韋小寶的化身。
  他說:我肯定不是喬峰,也不是陳家洛,更不是韋小寶,我做事嚴謹,不可能這樣瀟灑風流……
 
  首部全方位描述一代報人、武俠小說家金庸。
  實地考察金庸生平、挖掘創立《明報》的辛酸、詳細評論金庸社論、
  結合武俠小說撰寫時間,深入描述作家金庸著述的背後思維。
 
  金庸,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神話,有人說他是「文壇俠聖」,
  有人稱他為香港「良知的燈塔」,但也有人認為他一錢不值。
  其實,媒體和大眾眼中的金庸都是神壇之上的金庸。
 
  作者善用第一手大量詳實可信的檔案與史料,挖掘出不少鮮為人知的珍貴資訊,除了矯正金庸生平的許多訛誤外,更完整收錄金庸對於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社論,揭開籠罩在金庸身上的重重迷霧,重新賦予金庸面貌——出類拔萃的武俠小說家、報業鉅子,以及備受爭議的社會活動家。
 
  他不是俠,不是聖,他是人,人性中的高尚與卑微、天才與平庸、堅韌與軟弱、謙遜與傲慢……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
 
  武俠小說只是金庸生命的一部分,《明報》在他生命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在20世紀香港乃至中華文化圈,他獨具特色的武俠小說和《明報》王國樹立了兩座高峰。他成為政要和大眾眼中共同的明星,文學史上恐怕還沒有一個作家擁有的讀者數量能與他比肩。文學就是文學,現在給他的作品下結論,也許還為時過早,是否是傳世的經典,百年之後才能見分曉。——傅國涌

 

作者簡介

傅國
湧(1967年1月-)

  生於浙江樂清,畢業於溫州教育學院,曾任鄉村中學教師,現居杭州,為獨立撰稿人。1999年至今在《書屋》、《隨筆》、《東方》、《老照片》、《炎黃春秋》、《南方周末》、《文匯讀書周報》等數十家報刊雜誌發表大量文章,並出版多部著作。文字主要關注中國近代史,特別是百年言論史和中國知識分子等。

 

目錄

引言

第一篇 生逢亂世
第一章 海甯袁花
第二章  亂世求學
第三章  初入報界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四章、「南來白手少年行」
第五章、金庸出世
第六章、電影編劇

第三篇 創立《明報》
第七章、《明報》初創
第八章、《明報》崛起
第九章、查良鏞社評
第十章、《明報》集團
第十一章、字條治報

第四篇 兩岸三地
第十二章、臺灣之行
第十三章、大陸,永遠的故鄉
第十四章、香港,數十年來家園
第十五章、三次婚姻
第十六章、人生如棋

第五篇 是耶非耶
第十七章、一九八九
第十八章、出售《明報》
第十九章  是耶非耶

結語:「金庸神話」
後記
參考文獻

 



  從一九八一年到二○○二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中國現代作家叢書」已出了二十二種,素有口碑。如果不是因編輯之約,我不可能去寫《金庸傳》,雖然從小熟讀金庸的武俠小說,但我並不是金迷,只是當作一種休閒娛樂,放鬆身心而已。《明報》因為隔得太遠,我那時並不了解。對於武俠小說家的金庸,老實說,我的興趣並不大。

  十年前的盛夏,此書初版,金庸在杭州接受央視《新聞夜話》的專訪,主持人將《北京日報》的一篇書評念給他聽,稱新版的《金庸傳》說他「口才遲鈍,作為老闆他摳門,然後為人吝嗇,狡詐、多計謀,商人似的斤斤計較,他身上有濃厚的大中國主義的情結,還有他對有權勢的人是依附的。」(其實這是書評的概括,書中沒有這樣簡單的下結論,而是用材料說話。)他當場就不高興地說:「我不推薦讀,我不認識這個人,他也不認識我。」「不論什麼,連篇謊話,我何必來去看它?」   

  因為傳主的不高興,此書一問世即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一些爭議,最大的爭議是傳主還活著,作者沒有採訪過傳主。我的看法是,我寫的是傳記,不是報導,不一定要採訪傳主。傳主是個公眾人物,有大量的作品公開行世,有關他的記錄、回憶、報導也不難搜集,只要我採用的材料是可信的,我下筆是客觀、持平的,就無須理會傳主的感受。我是以平視的眼光看待他,將他看做是一個真實的人,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由於掌握材料的有限,我對他生平的把握會有一些空白點,但傳紀本身就是可以剪裁,有所取捨的。我不曾與傳主有過親身接觸,也沒有經過傳主的同意,成稿後也沒有給他看過,自始至終不受傳主態度的任何影響。這是失,也是得,得遠多於失。

  我沒有採取仰視的視角(在我之前,幾乎所有的相關傳記都仰視傳主),更不想討傳主的歡心,傳主是否認可,是否喜歡,跟我無關。我只想抱持嚴謹的態度,最大限度地恪守客觀、中立,以平實的語言,將傳主真實的人生、心路歷程和畢生的事業寫出來,並在他的命運遭遇中,寫出一個時代的起起落落、波詭雲譎。

  我之所以願意寫這本傳,最大的用意不是要為傳主樹碑立傳,而是想通過一個人的命運,呈現他所棲身的時代,以一個具體個案來清理二十世紀中國曲曲彎彎的歷史脈絡。金庸生於一九二三年,經歷「五四」以後中國社會的大動盪、大變局,卻在民國教育環境中得到成長,小學、中學教育奠定了他的知識根底和精神氣質。他也有幸進入「文人論政」典範的《大公報》,受到前輩報人的薰陶。一九四八年以後定居香港,處兩岸三地之間,一面守護著他喜愛的故國文化,一面熱切的關注著時局動態。他自創《明報》,在數十年間指點國是,激揚文字,並以充滿想像的武俠作品贏得廣泛的讀者群。他的命運遭遇,在每一重要歷史關頭的選擇,都值得細細斟酌。作為一個讀書人,他對大時代的回應,和大時代帶給他的獨特機遇,都是可以長久探討的命題。

  他自謙只是個小人物,「不值得寫傳記,沒什麼大價值。」又說,「我雖然是小人物,但是我生活非常複雜的」,「我這一生經歷極複雜,做過的活動很多,興趣非常廣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寫一部有趣而真實的傳記。」他一生的經歷確實「極複雜」,他是個極為複雜的人,在他的個人隱私中,無論涉及情感,還是涉及政治,往往都是外人很難知道的。他說,不願意與大眾分享自己的內心秘密,他認識的人很多,也不方便公開談論。他在香港辦報三十多年,他的政治態度,他在兩岸三地之間的立場選擇,他內心的複雜,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他受到兩岸政要的青睞也不是偶然的。(比如,與他熟悉的郝明先生就清楚他一段不為人知的經歷,郝明原是中國社科院《新建設》雜誌編輯,七○年代赴港,後移居紐約,曾將他們之間的淵源、糾葛親口告訴范岱年先生。)

  好在我更關心作為公眾人物的他,每個階段他的表現都是世人看到的。因他晚年的表現引來了許多非議,但我依然認定他在大是大非面前,至少就我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還是無虧的。錢穆先生曾對弟子辛意雲教授說:「看歷史要有能力從歷史大事去把握,評價歷史人物主要看他在歷史大事中的作為,以及對大事的影響,不能只看小事。」我想這就是「同情之理解」,對金庸同樣要這樣看。因為某種原因,我無法將他在一些歷史大事中的表現如實寫出來,這可能會影響讀者對他的公允評價。

  在我之前,張圭陽的《金庸與報業》對《明報》有出色的研究,提供了許多珍貴的材料。此書初版十年來,我繼續收集有關的材料,期間有兩次到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訪學,瀏覽了《明報月刊》、《明報》(縮微膠捲)、《明報週刊》等他手創的報刊,他的下屬石貝女士等人的回憶也提供了許多新的具體材料,她們對他的生活習慣、個性、口才等都有第一手的具體回憶。此次修訂,我增添了大量新材料,極大地豐富了他一生黃金時代的內容(1959—1989),對於解讀他生平的一些重大抉擇能做出更具說服力的回答。對他早年在衢州中學、在《東南日報》、《時與潮》半月刊、《大公報》的學習、工作,也有許多新收穫。另外,全書在篇幅上也有大增大刪,刪去的章節主要是他賣掉《明報》以後的晚年歲月,此時他享受盛名、鮮花和聚光燈,對時代已沒有產生多少影響,時代在他身上也少有印痕,雖然他始終是媒體關注的對象,對於傳記來說卻是無足輕重的。我不知道,十年後完成的修訂本,是否已真實地寫出了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命運,但我已盡力。錯誤和不足之處,我完全負責,請方家和讀者朋友隨時指正。

  感謝金鐘兄、董炯明兄、錢鋼兄、蔡詠梅大姐及樊百華兄、陳遠煥兄、余國明兄、應輝兄、巫少飛兄等師友為我提供的珍貴幫助,感謝丁東老師和丁甯大姐,感謝老大公報人的後人王芝琛先生、許乃玲女士幫我複印內刊《大公園地》,如今王芝琛先生去世已有六年半。感謝百歲老人章克標先生為我答疑解難,他是傳主初一時的數學老師,如今他去世已有五年半了。我還要感謝董晉之在港大給我的幫助,感謝浙江省檔案館、杭州市檔案館、衢州市檔案館、浙江省圖書館古籍部、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提供的服務。感謝我的妻子曹麗蓉和兒子傅陽一直以來給我的愛與理解,這本書的初版和修訂版之完成,當然離不開你們,我對此充滿感恩,願耶和華祝福你們。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白馬山上白馬湖畔
二○一三年六月十四日改定於杭州西子湖畔
內容連載
第五章 「金庸」出世
 
一、與梁羽生同事
 
在《新晚報》時期,與同事陳文統等下圍棋成為查良鏞業餘的一大樂趣。陳是廣西蒙山人,生於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一九四九年畢業於嶺南大學經濟繫,有深厚的舊學根基,詩詞對聯無不精通。他們在《大公報》就是同事,一九四九年夏天,陳文統經校長陳序經推薦,投考香港《大公報》翻譯,總編輯李俠文委託查良鏞做主考,他覺得英文合格,就錄取了,沒想到陳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們最初同在編譯組,翻譯英文電訊稿。幾個月後陳轉到副刊版,他仍在國際版(期間,他曾一度辭職北上)。一九五二年,他們兩人先後調到《新晚報》編副刊,陳文統編的是《天方夜譚》版,在干諾道一二三號樓下同一間辦公室。這段時間他們兩人交往最多、關係最密切,他們談得最多的是武俠小說,從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白羽的《十二金錢鏢》到朱貞木的《七殺碑》經常談得眉飛色舞。他們都認為,文筆是白羽的好,《十二金錢鏢》乾淨利落,人物栩栩如生,對話言如其人;但《蜀山》內容恣肆汪洋,作者異想天外,談到書中的異派人物時,他們還會加上自己的不少想像,非常合拍。同室的陳凡、高學達等人武俠小說造詣遠遠不如他倆,通常插不上話,聽了一會,只好各自工作去了。
 
每天下午,陳文統往往去買二兩孖蒸、四兩燒肉,以助談興,一邊飲酒,一邊請他吃肉,興高采烈。他不喜歡吃孖蒸和燒肉,有時只好開一瓶啤酒和他對飲。那時,他們誰也沒想過不久以後,自己也會操筆上陣寫起武俠小說來。
 
他們還有一個共同嗜好就是圍棋,常在一起對弈,殺得天昏地黑。作家聶紺弩時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每天要寫社評,最大的興趣卻是找這兩個年輕人下圍棋。「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興趣卻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數小時。」三個人旗鼓相當,有輸有贏,他們兩個經常聯手對付聶紺弩,殺得難分難解,從下午一直下到晚上,有時甚至下到天亮,聶紺弩乾脆就打電話給《文匯報》,說今天沒有社評。兩個棋迷在報上寫的「棋話」也互爭雄長,不相上下,深受棋迷歡迎。不同的是,陳文統圍棋、象棋都喜歡,他只愛圍棋。
一九五四年,香港發生一場轟動一時的武術比賽,太極派與白鶴派因門戶之見發生爭執,互不相讓,白鶴派的陳克夫向內地來的太極派吳公儀下戰書,以比武分高下,兩派掌門人簽下了生死狀。因香港禁止擂台比武,地點設在一水之隔的澳門。此事在香港引起很大回響,至少有五千人赴澳門等候開場,不僅是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也成為當時報紙爭相報導的題材,《新晚報》幾乎每天都有相關報導。一月十七日下午,這場引人注目的比武在澳門新花園拉開帷幕,兩派高手在擂台上只打了短短兩個回合就以吳公儀一拳擊中陳克夫,鼻子流血而告終。但比武引起了難得一見的轟動,當天《新晚報》出「號外」,報導比武結果,一出市即被搶購一空。
 
比武觸動了新華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報紙宣傳工作的金堯如,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既然市民對比武的興致如此高漲,何不趁熱打鐵,在左派報紙推出武俠小說連載,招徠讀者,擴大發行量呢?一九四九年以後,武俠小說以其荒誕無稽在大陸被禁。他認為,左派報紙如果能打破清規戒律連載武俠小說,必可吸引大量港澳讀者,以改變銷路的困境。他在新華社宣傳會議上提出以武俠小說吸引人民來接受「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建議,與會者均表支持,宣委會作出決定,由《新晚報》先作為試點去辦。當時《新晚報》的羅孚和《文匯報》的廖一原等都在座。

此前,《新晚報》「天方夜譚」欄目連載唐人(嚴慶澍)的《金陵春夢》,「下午茶座」連載其另一部小說《人渣》,吸引了大量讀者,但從未登過武俠小說,羅孚找到陳文統。一月十九日,即比武結束第三天,《新晚報》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出「本報增刊武俠小說」的預告。二十日,《龍虎鬥京華》就在「天方夜譚」開始連載了,署名「梁羽生」。這是梁羽生的處女作,也是成名作,標誌著新派武俠小說的誕生。小說一共連載了七個月,在讀者中引起意想不到的熱烈回響,梁羽生一炮走紅,《新晚報》銷量看漲。
二、《書劍恩仇錄》:故鄉傳說
 
從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到《草莽龍蛇傳》,查良鏞都是忠實讀者,他從未想過自己也要上陣。一九五五年二月初,羅孚和「天方夜譚」的編輯忽然向他緊急拉稿,說《草莽龍蛇傳》已連載完了,必須有一篇武俠小說頂上,而梁羽生顧不上,寫稿之責非落在他的頭上不可。當時,他從來沒寫過武俠小說,甚至連小說也沒有寫過,遲遲不敢答應。禁不起他們的勸說,他只好答應了,打電話到報館,報了個題目《書劍恩仇錄》,但從哪裡寫起,他還沒想好。
 
二月七日,發稿的日子到了,編輯派了一個老工友上門來等,無論如何在當夜九點前要一千字的稿子,否則明天的報上就有一塊空白了。老工友觸發了他的靈感,他便從塞外古道上一個「年近六十,鬚眉皆白,可是神光內蘊,精神充沛」的老者寫起,先把這個工友打發走再說。所以他說,「如果我一開始寫小說就算是文學創作,那麼當時寫作的目的只是為做一件工作。」
 
二月八日,《書劍恩仇錄》在《新晚報》「天方夜譚」版開始連載,署名「金庸」,每天一段,直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共連載了五七四天。
 
「鏞」字拆成兩半就是「金庸」,他自稱「沒有什麼含意的」。金庸橫空出世,從此世人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鏞。
 
作為武俠小說家的金庸從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出場,這一年他已年過而立。雖然早就離開了故鄉,但故鄉在他的夢裡夜夜縈迴,母親、父親、兄弟姊妹,故鄉的風物人情、民間傳說深埋在一個漂泊異鄉的遊子心中。遙望江南,那是他永遠的愛和痛,「如果你到過江南,會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楊柳與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正是他落筆寫《書劍恩仇錄》時的心境。當他初次執筆寫下第一部武俠小說時,他想到的是遙遠而親切的故鄉,海寧潮、母親和從小熟悉的傳說。
 
他的故鄉一直流傳,乾隆皇帝本是海寧陳閣老的兒子,雍正皇帝生了個女兒,用偷梁換柱的調包計換去了陳家的兒子,乾隆實際上是漢家的血脈,這傳說越數百年而不衰,從小銘刻在他的心裡。故事輪廓由此而來,從家國恨到兒女情,江湖、江山、英雄美人、民族恩仇一一展開。他對母親的思念情不自禁,陳閣老夫人的名字最初連載時叫「徐惠祿」,與他母親的名字僅一字之差,以後修改出版時改為「徐潮生」。
「我是浙江海寧人,乾隆皇帝的傳說,從小就在故鄉聽到的。因此第一部小說寫了我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歷史學家孟森做過考證,認為乾隆是海寧陳家後人的傳說靠不住,香妃為皇太后害死的傳說也是假的。歷史學家當然不喜歡傳說,但寫小說的人喜歡。」
 
乾隆在他的家鄉海寧修建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造福當地百姓。他筆下將乾隆皇帝寫得很不濟,他有時感到有些抱歉。他說,乾隆的詩寫得不好,本來也沒多大相干,只是小時候在海寧,後來在杭州,到處見到他的御詩石碑,心中實在反感,現在見到好多名畫,也到處是他的題字,不諷刺他一番,悶氣難消。寫到後面,他更是禁不住大發議論,說皇帝的話不可相信。這番話和小說的主線沒有多大關聯。
 
《書劍恩仇錄》在《新晚報》開始連載的兩、三個星期,反映平淡,沒有引起特別的轟動,刊載一個多月後,情況逐漸發生變化,曲折、起伏的情節,打破了平淡的局面,深深吸引著讀者,一路追著讀下去。一九五○年南下香港、在上海《申報》做過編輯的董千里則說,「書劍」最初在報上連載時,我從頭到尾均未錯過,深佩作者之才,由此結識。
 
金庸收到大量讀者來信,幾乎每天都有,如果當天他擺了一個烏龍,次日的來信一定會多些,他寫到言伯乾與文泰來大戰,不經意用了「雙目如電」,此後三天收到七封信,都說言伯乾的一隻眼已被余魚同射瞎了。有地址的讀者來信,他會陸續回覆。
 
電影界的朋友、中聯公司總經理劉芳與太太天天爭著看《新晚報》上的連載,中聯很想把它改編成電影。緬甸仰光的讀者來信說,當地有好幾位說書人以「書劍」為壓軸,頗得聽眾的歡迎。海外有兩家中文報紙逐日轉載。
 
繼梁羽生之後,金庸將武俠小說推向一個高潮,而且大有後來居上之勢,不僅在香港大有讀者,東南亞一帶也有很多人爭相閱讀。「遊戲文字,居然有人喜愛」,令他意想不到。他最初答應羅孚只是試試而已。
有些讀者把書中的人物當真實的人那樣看待,真誠地為他們擔心,為他們抱不平。他說寫這書時,確是把自己當作了「紅花會」的一分子來設想,算是個小頭目吧。「紅花會」群雄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水滸》的一百零八將,結局也有《水滸》的痕跡。在此之前,他從未寫過任何小說(〈白象之戀〉是徵文之作,他沒有算在內),下筆之時不知不覺會受到他從小熟悉的《水滸》影響,也受到許多外國小說的影響。有時乾脆就在模仿,既有模仿《紅樓夢》的,也有模仿《水滸》的。丫頭餵陳家洛吃東西,就是抄《紅樓夢》的。
 
在《書劍恩仇錄》的主角陳家洛身上,隱約可以看到近代以來幾個海寧籍歷史人物蔣百里、徐志摩的影子,他說海寧不出武人,即使是軍事學家蔣百里,也只會講武,不大會動武。他們性格中都有一些憂鬱色調和悲劇意味,也都帶著幾分不合時宜的執拗。其實,在陳家洛身上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性格。在這個虛構人物的身上,寄託了作者的某些理想。「又要做讀書人,又要做革命首領,又要做政冶家,既是富家公子,亦是草莽英雄,又重事業,又重愛情,即使在感情問題上,愛姊姊還是愛妹妹也糾纏不清」的陳家洛—
 
不是一個成功的人物,但是他反映了許多知識分子的理想、抱負、幻想、幻滅;反映了他們的天真心態,可取之處與弱點。
 
從此,金庸—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讀書人,在經歷動盪亂世之後,獨自在異鄉通過武俠小說展開他對人性無限豐富的獨特理解。他的出現幾乎改變了武俠小說難登大雅之堂的宿命。
 
三、《碧血劍》:亂世情結
 
和他談起《書劍恩仇錄》或寫信給他的人中,有銀行經理、律師、大學的講師,也有拉手車的工人,有七八十歲的老婆婆,也有八九歲的小弟弟小妹妹。在南洋許多地方,它被作為電台廣播與街頭說書的題材。
 
《書劍恩仇錄》受到的歡迎出乎他的意料,動筆之前,他從未想過將來要做一個武俠小說家。世事難料,刻意追求的不一定開花結果,無心插柳倒是柳成蔭。一九五五年的一天,《書劍恩仇錄》還在《新晚報》連載,劉芳和李晨風等電影界朋友在茶樓上談起,如果將這個小說拍成電影,應該怎樣拍,忽然想不起書中某個人物的綽號了,茶樓的女招待和鄰座的茶客紛紛插口進來告訴他們。
左派背景的《香港商報》創刊於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一日,標榜中立,最初以純經濟新聞為主,銷路狹窄,每天只有幾千份。第二年改為綜合性報紙,以娛樂性的副刊和本港新聞為主,一九五五年末,《新晚報》還在連載《書劍恩仇錄》,《香港商報》副刊編輯李沙威力邀他為他們「說月」版也寫一部武俠小說,編輯的懇切態度使他難以推辭,就答應下來了。從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起,他的第二部武俠小說《碧血劍》在《香港商報》連載。
 
他想起十幾年前在石梁讀高中的歲月,在《碧血劍》中虛構了一個「石梁派」,出生在石梁的女主角溫青青,衢江、石梁,以及爛柯山的風光都是他熟悉的:
 
石梁離衢州二十多里,他腳步迅速,不消半個時辰就到了。石梁是個小鎮,附近便是爛柯山。相傳晉時樵夫王質入山採樵,觀看兩位仙人對弈,等到一局既終,回過頭來,自己的斧頭柄已經爛了,回到家裡,人事全非,原來入山一去已經數十年。爛柯山上兩峰之間有一條巨大的石梁相連,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搬上,當地故老相傳是神仙以法力移來,石梁之名,由此而起。
 
第五回「山幽花寂寂,水秀草青青」,依稀就是石梁的春天:
 
兩人緩步向後山上行去。那山也不甚高,四周樹木蔥翠,四下裡輕煙薄霧,出沒於枝葉之間。良夜寂寂,兩人足踏軟草,竟連腳步也是悄無聲息。將到山頂,轉了兩個彎,一陣清風,四周全是花香。月色如霜,放眼望去,滿坡盡是紅色、白色、黃色的玫瑰。
 
他當年所見的也許不是玫瑰,只是滿山五顏六色的山花。
 
《碧血劍》的歷史感很強,政治性極濃厚,崇禎皇帝、李自成、皇太極都出現了,只是主角袁承志的形象有點單薄,人物性格的挖掘和感情的刻畫都不夠,文學性不如前一部作品。(他對此很不滿意,隨後做過兩次大的修改,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篇幅。)
他小時候就在故鄉海寧袁花的戲台上看到過崇禎皇帝,他和哥哥查良鏗一起看龍王戲《明末遺恨》,覺得崇禎「有些可憐」。在許多平民在亂世中流離的情節,無疑有他自己的人生經歷、生命體驗。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碧血劍》連載了整整一年,袁承志面對易代的大動盪、大變化,最終到南洋一個海島開始新生活,有人說,這是對千千萬萬人逃入香港的隱喻。袁是從護送大炮進京的葡萄牙士兵那裡得知有這個島,他們給了他南洋島嶼的地圖,「你們與其在這裡辛辛苦苦的打仗,不如帶了中國沒飯吃的受苦百姓到那島上去。」承志心想,「你這外國人心地倒好,只是不知我們中國地有多大,億萬之眾,憑你再大的島也居住不下。」這個情節出現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那一段。當時許多香港人與袁承志有著相似的命運,歐洲人幫助這些流亡者找到這個島,似乎也暗示了香港的處境,這是一塊英國的殖民地。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時,香港不足六十萬人口,一九四九年前後,政局劇變之際,大批移民進入,到一九五○年春天人口已猛漲到兩百三十萬。《碧血劍》的很多讀者就是在這期間來香港的。